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明知不会被杀，为何仍立下三份遗嘱？[已扎口]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史称“西安事变”。

　　蒋介石在生死未卜之际，同时写了三份遗嘱，并在与宋子文单独对话时，嘱咐其转交妻子宋美龄等人。三份遗嘱分别是致宋美龄、致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告国民。其全文各自如下：

　　致宋美龄：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想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致蒋经国、蒋纬国：

　　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

　　父十二月二十日

　　告全国国民：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搆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

　　唯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

　　蒋中正

　　三份遗嘱的内容除了表达自己视死如归、绝不投降外，亦不忘嘱咐夫人宋美龄对两子“视如己出”，两子亦须以“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

　　虽然人之将死，立遗嘱附托后事不足为奇。然而，张学良的部下在骊山捉到蒋介石时，曾明确告诉他，兵谏的本意只是“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根本没有杀蒋的意图，那为甚么蒋介石还是作好赴死的打算而同时立下三份遗嘱呢？

　　首先，蒋介石感到屈辱和愤怒。所谓“士可杀，不可辱”，蒋介石身为国民政府至关重要的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被自己的部下扣押，沦为阶下囚；加上过去十年的“剿共”已到关键时刻，只差一步之遥，指日可待，蒋介石无法接受以往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他宁愿死，也不愿受辱，更不愿放弃“剿共”事业，于是便立下遗嘱。

　　而且，当时舆论大多都强烈谴责“西安事变”。胡适更评论道：“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有以绑架肩负国家和民族安危的元首来爱国的吗？”闻一多在课堂上痛斥：“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其次，蒋介石担心会被杀掉。1936年12月17日，张学良邀请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等人以红军代表团的名义来到西安，商议事变解决大计。蒋介石认为中共肯定会藉此机会杀掉自己，为千千万万牺牲的红军烈士报仇雪恨，除去自己这个“绊脚石”。于是蒋介石认定自己九死一生，这又是他立下遗嘱的另一原因。

　　事实上，对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以及蒋介石本人，红军一开始确实有很多人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血债血偿，但延安很快就调整了策略，确定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决定派博古(秦邦宪)、周恩来、叶剑英三人作为中共代表赶赴西安进行协调工作。

　　再者，蒋介石自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会危及自己。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方面对西安进行军事威慑，派飞机轰炸渭南地区。张学良要求蒋介石写信下令南京中央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可蒋却以此为王牌，提出在三日内送自己出西安为交换条件。于是事情陷入僵局，同时亦令蒋介石认为事件无法解决，加上南京对西安的军事打击同样会使自己置身险境，葬身于轰炸之中，于是便立下遗嘱，交代后事。

　　事件后来随着宋美龄加入谈判而迎来转机，最后蒋介石改变态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自己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并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三份遗嘱也就此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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