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为什么要迁都咸阳？

秦国在战国七雄之中，一度位置最偏、国力最弱、地位最低咸阳。当时列强都认为“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之会盟，夷狄遇之”。秦孝公（公元前381年一公元前338年）时，认为韩赵魏三国“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宾客羣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资治通鉴•周纪二•显五十九年》）大改革家商鞅闻讯山魏入秦，立即被孝公委以重任。商鞅变法行动很多，其中提出“筑冀厥宫庭于咸阳，徙都之”这一战略举措，是强秦的根本之策之一。

秦国早年都城一直不固定，战国初期，秦国都城一直在雍城，到秦灵公时，为了摆脱旧贵族势力的羁绊，决定迁都于泾阳，但是泾阳仅作为雍城的陪都或军事性质的临时都城咸阳。公元前383年，秦献公为了便于向东发展，又将都城迁到栎阳（今陕西富平南），终于进入关中的边缘地带。但东面的魏国自李悝变法以后，便成为三晋之霸主，不断吞食秦国的河西属地。魏国还“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不仅成为秦向东发展的障碍，还严重威胁秦国的安全，魏惠王时，魏军曾一度攻取栎阳，进入秦国腹地，差点灭了秦国。

在此紧要关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开始了初步改革，当他决心进一步推广改革措施时，他发现栎阳已不适合再作都城，必须另起炉灶重建新都咸阳。

商鞅不仅是历史上少有的雄心勃勃的改革家，也是那个时代大智大勇的战略家咸阳。他深知栎阳位置偏北，严重偏离关中通往函谷关的大道，不利出兵征伐和运输接应：栎阳距渭河较远，四面无高山大川相护，四面受敌，易攻难守，已处在赵魏两国攻击范围之内；原来秦晋两国山水相连、互为依托的良好关系也因三家分晋后，魏国建都大梁虎视秦地而吿终，栎阳失去了其往昔交通纽带的功能。另外，栎阳周围地瘠民贫，又多属缺少灌溉之地，经多年垦殖，生产力低下。一番权衡之后，咸阳便为择址新都之首。择址咸阳与古都西安一样，都是“被山带河以为固”，占尽了关中的地利之势。秦咸阳城西去今咸阳市10公里余，北靠咸阳，这里东西达百里，南北亦数十里，地势平坦，视野极为开阔；北有九峻山为天然屏障，极易防守；南临渭河，水源充足，地力丰富，保证了充足的物资供应；近靠西周故都丰镐，有较早的开发历史可资借鉴；不远处的终南山处于东西、南北交通的要道，这样咸阳既是东西交通的咽喉，又成为沟通渭河南北的天然交通枢纽。当时的思想家荀子在巡视关中之后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可以据此“威动海内，强殆中国”。（《荀子•强国篇》）司马迁也说此地“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传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羽，方三千里”。（《史记•楚世家》）他认为秦国建都咸阳是抓住了天下的“头脑”，自然可以纵横无敌。的确，在战国七雄中，自秦迁都咸阳后，没有一国的地缘优势能与秦相比，秦国据此才真正成为七雄中举足轻重的大国。

商鞅迁都咸阳是其推行新政十年后才进行的，可见秦国反对迁都的保守势力是很强大的咸阳。一旦新都建立*朝野上下保守力量遭到削弱，商鞅改革的主要内容便一一施展开来，如废井田，开阡陌；合并诸小乡为一县，置县令：实行赋税法；统一度景衡等。同时启动了渭河、泾河流域的大面积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极大地充宝了国力。这些内政方面的改革都是在新都咸阳进行并取得成效的。对外战略上，他主张充分利用秦国业已形成的地缘优势，远交近攻，先讨伐秦之近邻宿敌魏国，“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资治通鉴•周纪二•显王二十九年》）秦国逐渐收伏六国，咸阳也当之无愧地成为雄霸天下的都城。

从战略上看，迁都咸阳，是后来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建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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