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榆林归谁管？点这里

榆林历史上多属边疆，农牧交错，民族融合榆林历史。明代榆林为“九边重镇”之一，军事地位突出。关于明代榆林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如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商业地理学、建筑学等，不同视角下，明代榆林的社会风貌也愈加清晰。笔者不揣浅陋，试图站在明代榆林行政区划变迁的角度，窥探明代榆林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

行政区划设置

行政区划沿革

榆林历史？点这里">

明中后期，河套地区军事压力不断增大，榆林地区相继设立延绥镇、榆林卫、靖边守御千户所、镇羌守御千户所、安边守御千户所等榆林历史。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由时任延绥巡抚余子俊主持构建完善了以三十六营堡为核心的边墙防御体系。延绥镇也形成以榆林卫为主，绥德卫、延安卫、庆阳卫为支撑的防区层级体系。榆林卫各营堡内设有总兵、副总兵、参将等各级作战指挥机构，具备一定的独立作战指挥能力。在防区细化过程中，延绥镇划分为榆林、神木、靖边三路监察区，中路辖绥德、米脂、清涧三州县及中路十个营堡；东路辖葭州，神木、府谷、吴堡三县东路诸营堡及黄河以西沿河州县；西路辖西路营堡，安定、保安、安塞三县，兼理盐政。最终，榆林地区形成了以延绥镇和延安府为主的军事、行政单位相互交错的地方管理架构。 总体来看，明代榆林行政管理单位并未有较大的变化，军事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单位等级不断提升，同时设立了相应的监察区。在行政管理体系中，榆林始终由延安府下的州县管理，并未有新的行政区划，至成化中期，为便于管理，在延绥镇城榆林设有布政分司。军事管理体系中，明初榆林由绥德卫下千户所管理，至中后期先后设立延绥镇、榆林卫、守御千户所等，军事单位等级提升，边防主要承担者也由“准实土”卫所绥德卫转变为新设立的“实土”卫所榆林卫。榆林、神木、靖边三路兵备道负责辖区屯田、水利、运输、城堡建设、粮秣供给、诉讼等行政事务，由延绥巡抚直接管辖，实现区域内军事、行政管理的进一步整合。影响因素 明朝自迁都北京后，在构建北方边疆防线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国力。明初，明军战斗力相对较强，永乐皇帝五征漠北，主动出击，以攻代守；“土木堡之变”后，明军损失惨重，边防松动，蒙古部落开始不断南侵，明朝军事控制范围不断向南收缩，至此，明朝北疆边防由主动防御转变为被动防守。榆林地处边疆，军事原因成为影响地方行政区划的最直接因素，同时，政治、个人因素也对榆林行政区划产生深远影响。军事因素： 明代卫所制度，源于中国古代“寓兵于农”的军事思想，通过固定屯田和守军的比例，实现驻军的自给自足，卫所的主要职能也以聚集粮草和组织兵源为主。明初，榆林地广人稀，大部分地区由绥德卫管辖，屯田以腹里州县为主，州县以北埋设“界石”，禁止居民越界屯垦，同时设榆林庄等十八寨为屯守防线，个别重要堡寨定期派遣内地军队轮流戍守，如神木堡。早在北宋时期，宋夏在麟州至横山山脉一线展开拉锯，并在这一区域修筑大量堡寨，相互争夺，堡寨分布呈犬牙交错之势。明初榆林堡寨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接壤地带，以少数堡寨控制大片区域，在内地州县与蒙古部落间形成了较大的战略缓冲区。与宋夏时期陕北境内堡寨攻防体系不同，明初设立的军事堡寨防线整体位于宋夏防线北部，堡寨数量少，分布广。至明中后期，榆林构建的以三十六营堡为核心的边疆防御体系中，部分营堡也由宋夏时期堡寨拓建而成。 随着明朝边疆防线收缩，东胜诸卫内撤，河套地区逐步暴露在蒙古部落兵锋之下，至正统年间，蒙古部落开始不断南下侵扰，陕北地区防御压力明显增大。这一背景下，具备都司职能的延绥镇逐步形成，成为脱离陕西都司独立承担河套地区防御的“准政区”。景泰元年（1450年），自陕西巡抚析置延绥巡抚，辖延安、庆阳二府。至成化年间，蒙古毛里孩、阿罗出、癿加思兰等部落长期盘踞驻牧河套，多次突破边疆防线侵扰内地，成为明代边防大患。为阻隔蒙古部落南下，从正统年间至成化年间，榆林境内先后修筑三十五个营堡，并在成化年间开始构建由“大边”“二边”两道防线组成的边墙防线。成化六年（1470年）设榆林卫统辖沿线各营堡，成为边墙防御体系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榆林卫防御，在个别营堡内设立守御千户所，如靖边、安边、镇羌，其中，靖边守御千户所隶属于延安卫，安边守御千户所由庆阳卫管辖，镇羌守御千户所为榆林卫下二级所，在防区划定过程中，各个军事单位管辖范围相互交错。这一时期，榆林地区战略防御重心较明初整体前移，防御范围向外拓展，在内地与蒙古部落之间也形成了以“大边”为界限的边疆线。 由此可见，为应对日益加大的边防军事压力，明朝在榆林境内开始大量修筑营堡，构建边墙防御体系，并先后增设延绥镇、榆林卫、守御千户所、兵备道等军事、监察单位，进一步整合防区内的军事、行政、经济管理。

政治因素： 以“土木堡之变”为分水岭，明前期依靠中央军强大的军事实力，采取积极进攻的方式，使蒙古部落活动范围收缩至黄河以北，明在河套地区仅有小规模驻军榆林历史。至中后期，明军野外作战能力下降，蒙古部落南下侵扰，为加强边疆防御，在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一线形成“九边重镇”，延绥镇除本镇边防军外，还由中央轮流派军戍守。“土木堡之变”后，明中央军损失殆尽，边防开始主要依靠边军。同时，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督抚制度也不断成熟，景泰元年（1450年）设立延绥巡抚。“天顺初，虏入据河套，势益张，乃就榆林建都察院，命徐公瑄为右副都御史，身临边制之。改参赞为巡抚，去绥德而驻节榆城，于内地则间一历焉。自是专以都御史为之矣，兼以武臣有都督之设，镇守有内臣之设，榆林亦始以镇名矣”（明郑汝璧《延绥镇志》卷之六《防御考略》）。巡抚主要职责为赞理军务、专司兵马举劾事等，以民事为主，兼理军务，权力在三司之上。总兵为地方最高军事长官，统辖全镇军马，负责辖区防御、战时指挥等。延绥镇形成了由文官、武将、太监共同节制的镇守制。 成化初年，针对河套问题，明内部提出“搜套”和“修墙”两种解决方案。兵部系统官员认为，应当以榆林构建的营堡体系为依托步步为营，进行大规模“搜套”行动，将蒙古部落驱赶至黄河以北，收复并充实河套，依黄河河险而守。户部系统官员则认为，陕北地方同内地交通不便，经济体系脆弱，“搜套”行动耗费巨大造成财政亏空，应当修筑边墙、堡寨、墩台构建榆林边墙前沿防御体系。 成化七年（1471年），宪宗皇帝“命吏部侍郎叶盛往延绥议河套事宜”，同意“修墙”方案，并派遣余子俊任职延绥巡抚。成化八年（1472年），延绥巡抚余子俊大缮营堡、墙堑。成化九年（1473年），由镇守延绥都督王越指挥，同延绥总兵徐宁、游击周玉取得红盐池大捷。可见，针对河套问题，宪宗皇帝虽然更倾向于“修墙”方案，但仍采取军事行动，实行“搜套”意图收复河套。从成化至嘉靖年间，明朝多次“议复河套”，经多次“搜套”行动后，因未达到预期战略目标，“议复河套”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外巡文官系统职权范围不断扩大，地方文官系统逐步取代武将系统在地方事务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巡抚由早期“参赞军务”到后来“赞理军务”，职权范围由军事后勤管理扩大到军事作战指挥。文官系统职权不断扩大，一方面是明军野战能力不断下降，明初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后，军中无将，至中后期，明边防军中也缺乏出色军事将领，另一方面是明代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轮流把控朝局，“以文御武”更加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因此，在多方力量博弈之下，明代为加强边防，最终形成延绥镇这一“准政区”，其管辖范围也因众多文武官员的相互制约而不断调整，延绥巡抚也成为了集榆林地方军事、行政、监察于一身的实际掌权者，最终形成以巡抚为主导的地方管理体制。个人因素： 随着延绥地区军事压力增大，地方官员为保境安民，加快地方发展，强化军事防御。“正统中北虏入套，特敕都督王祯镇守延绥等处始建议筑榆林城及沿边寨、堡、墩台控制之，遂为重地”（明郑汝璧《延绥镇志·建置沿革》）。正统年间，都督王祯任职延绥时修筑榆林城，沿边修筑堡寨、墩台，加强军事防御。成化年间，巡抚王锐主持下设立榆林卫，余子俊任职延绥巡抚后，增筑营堡、迁移镇城、拓展榆林、兴屯田、整军备、建学校。榆林镇城发展迅速，在较短的时间便成为区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可见，在地方任职的官员也对榆林行政区划产生重要影响。

榆林历史？点这里">

来源：榆林日报

标签： 榆林历史